现有的研究较多的将体育赛事转播权与著作权、知识产权、邻接权、商品化权等权利相比较,在实际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也较多的以有关这些权利的法律规范来作为参考[3]。但是一方面,由于目前对与体育赛事转播权这一法律权利的属性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很多时候体育赛事转播权往往具有多种权利的特征,这样就会出现多种规范,有时还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另一方面,仅仅把问题的重点放在体育赛事转播权这一权利本身,而不从其载体——转播活动进行全面的分析,往往无法得到对解决实际问题更为有实用价值的结论。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传媒手段的丰富和多样化,体育赛事转播已不再仅仅局限在电视频道、无线电台等传播渠道,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赛事转播开始越来越多的通过互联网、手机等形式被消费者获得[4]。而体育赛事转播权则是从一开始的赛事组织到最后的赛事后期制作一直贯穿始终的。如此一来,体育赛事转播权就会因为体育赛事这一活动的不同阶段而产生不同的权利主体和利益关系。目前看来,体育赛事的转播活动一般包括赛事直播阶段、赛事转播阶段和赛事后期处理阶段[5]。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将注意力放在的一开始的直播阶段,因为以往的赛事转播权经济活动主要发生在该阶段,该阶段的权利归属和定义也影响着赛事转播权的后期活动。但是笔者认为,随着媒体渠道的丰富,关于赛事转播权的研究除了应在一开始关注该权利的属性和特点以外,还应该更多的针对传播环节进行研究[5]。尤其是随着网络功能的日益强大,已经对传统的传媒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网络传播对与体育赛事转播权活动的影响必然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综上所述,对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问题进行相关研究,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和相关法律的完善都具有重大意义。
1、奥运会。电视转播权的商业化运作带来的收入是国际奥委会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奥运会在电视转播上仍保留着一开始的公益性,“奥委会授权的电视台必须是对公众免费且覆盖全国的国家级电视台,而且其转播权不允许第三方承包进行买卖”;
2、足球世界杯。世界杯的转播权商业化活动更为彻底,大多采用第三方买断,然后分销给其他承包方。这使得对电视转播权带来财富预期过度的期望给一些公司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如瑞士ISL公司和基尔希公司都因为支付过高的转播费用而破产;
另一种观点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权是体育活动商业化的产物,故将其定义为商品化权[9]。商品化权在国外最早始于美国的人格权、隐私权、形象权、公开权等诸多权利案件中。所谓商品化,是指原不具有商品属性的权利对象因某项活动而产生商品性质的活动[1]。德国学者Schertz将商品化定义为:“为了旨在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经济用途,权利人将自己或通过授权给第三人。其主要应用于真实人物、姓名、虚拟角色形象、标题、图章、声音、装潢、设计和画片等”[10]。所以,商品化权一般认为是将来源于智力劳动的,经传播能够产生并满足消费需求的特定权利要素形成的各种形象,凭借其影响力结合于商品或服务于商业化的权利。弗兰克兹.沃尔格兹在《体育与版权》一书中将体育赛事转播权与版权进行了比较,认为其具有商品化权的特性。虽然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起,奥运转播权转让的实践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对这一问题的法理解释在国际法和各国法律中尚未得到良好的界定。在探讨体育赛事转播权时,必须明确两个问题转播权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转播权主体是谁?也就是谁拥有体育赛事的转播权的问题。
第四,对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的研究。体育转播权的法律性质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目前我国学术界并无统一认识。蒋新苗(2006)[17]将体育电视转播权分为直播权意义上的电视转播权和转播权意义上的电视转播权,直播意义上的电视转播源于体育比赛的财产权中的收益权能,是一种无形财产。转播权意义上的电视转播权是体育比赛电视节目制作者对自己的制作电视节目享有著作权,是一种邻接权。而刘强(2006)[18]却认为:“体育赛事不能被认为是著作权法上的作品,赛事主办者对其享有的也不是著作权,而只是一般民法上的物权”。
第三,关于体育赛事转播权转让问题的研究。体育赛事转播权转让价格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翁飚,林光云等(1999)[15]研究发现,赛会的知名度、赛期、竞技水平、规模及影响力;通货膨胀率;参照同类赛会转播权的历史成交价和转播权价格膨胀率;买方的经济承受能力;主办者与其它电视机构成交的价格;赛会转播的预计收视率等都是影响体育赛事转播权价格的因素。同时他们还提出推算体育比赛电视转播权转让价格的方法。
3、NBA。美国国家篮球联赛是十分成功的职业联赛。它的比赛转播权在2006年达到了6年46亿美元的价格[8]。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四大职业联赛实行的是电视转播权整体出售的方式,这使得四大联赛的组织方能够联合到一起与各大媒体公司进行谈判,从而能够起到强势的主导作用。同样,随着转播权价格的急剧上涨,媒体也开始展开联合,在博弈中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和分量。这都是市场活动的必然结果。
(3)探索阶段(70-80年代)。奥委会第六任主席基拉宁开始强调奥运会电视转播权的商业价值。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积极参与电视直播权的市场化活动,这使得奥委会的电视转播权销售收入开始大幅增长。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销售收入达到了3.6亿美元[6]。这使得国际奥委会和组委会开始重视体育电视转播权的商业价值,并在其市场源自文库运作中开始占据主动权。
何慧娴(2002)[17]从谁投入、谁收益的角度,判断认为体育赛事的广播电视转播权属于赛事的主办者,这已成为国际惯例,一个没有争议的游戏规则。道理很简单,因为举办体育赛事,主办者从硬件(场地、器材、设备)到软件(策划、组织、接待、比赛)都需要投入,有投入就要追求产出,产出来自产品的有偿转让。同样,张立(1999)[18]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各全国单项协会拥有全运会、城运会、等国内大型综合赛事的电视转播权和常规性单项比赛的电视转播权,与相关机构共同拥有相应运动会的电视转播权,相应体育主管部门拥有国内或国际邀请赛等临时性零星赛事的转播权,对于我国境外的大型综合性赛事和常规性单项国际比赛也为体育总局开发。
第一,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内涵及发展历程的研究。倪刚(2002)[11]对体育比赛电视转播权作了定义:体育比赛电视转播权是体育组织和赛事主办者举办体育比赛和表演时,许可电台、电视台等媒体进行现场直播、转播、录像等并从中获得收益的权利。中央财经大学马法超(2008)认为:体育转播权就是体育比赛组织方将体育比赛交由电台、电视台或网络等媒体向公众传播,而比赛的组织方据此获取报酬的一项权利。赛事转播权按照传播途径一般分为广播转播权、电视转播权和网络转播权。关于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性质和归类国内学者有诸多见解和看法。同时,吴焱军(2005)[12]指出:在国际上,电视转播权一般分为三个部分,即新闻报道权、赛事集锦权和赛事实况转播权三个部分。
(1)萌芽阶段(30-40年代)。1936年,柏林奥运会首次采用电视转播技术,这开启了体育界运用电视转播技术转播体育赛事的开端。1948年,BBC支付相应费用,从而获得拍摄伦敦奥运会比赛的权利,这标志着电视转播权的商业化开始进入萌芽时代。
一种观点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权是一种根据契约产生的民事权利[9]。这是因为赛事转播权的权利主体一般没有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往往是根据协议或章程约定俗成的。如奥委会拥有对奥运会转播的所有权利是在《奥林匹克》中规定的;以色列在其体育法案中明确规定,各种体育协会享有赛事转播权;危地马拉《体育、运动、娱乐法》规定国内比赛的电视转播权由单项协会授予。
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研究与探讨是近年来体育经营管理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际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体育管理部门、体育俱乐部和各电视台等对赛事电视转播权的商业开发问题日益重视,虽然有一些共识,但也存在一些争论。综观现有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外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研究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虽然目前在我国范围内举行的大型体育赛事还远没有像奥运会、世界杯、NBA等体育赛事那样形成完整巨大的产业规模,但是随着国内各项赛事的增加,全民对体育活动的热衷和支持,体育赛事已经开始成为传媒业经济发展链条中不可获取的一环[2]。这也使得我们需要对这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体育赛事转播权这一法律权利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与体育赛事转播权相关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纠纷已经开始出现。如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权利主体究竟是谁?该项权利的转移和授权应该采用怎样的方式才规范?权利的使用过程中出现侵权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等等。这些问题都会给我们的经济活动带来不利的影响,而这些问题出现之后又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标准和规范来予以解决,这才是最为严重的问题。目前我国关于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开发和法律保护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法律制定方面,我国对体育赛事转播权这一权利概念还没有在哪一部成文的法律法规中有明文规定[3]。这就使得当与体育赛事转播有关的活动出现利益纠纷或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直接找到有关的法律条文对该类问题予以解决。这既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正常发展,也不利于与体育事业相关的体育产业的全面提高。
(4)发展阶段(90年代—至今)。由于发现电视转播权带来的巨大商机,国际奥委会和组委会积极参与商业经营奥运会的工作。电视转播权的成功运作,使得该项商业活动成为奥委会的支柱产业[7]。
1958年的《奥林匹克》第49条首次提出电视转播权的问题,并规定:作为娱乐,现场直播奥运会比赛的权利须经国际奥委会批准,有奥运会组委会售出,所得利润按既定方案分配;电视或电影播放奥运会新闻时,引用奥运会相关内容不得超过3分钟,电视台在24小时内可以在新闻节目中插播奥运会内容3段,每段3分钟,段与段之间至少相隔4小时。至此,《奥林匹克》初步规定了奥运比赛转播的权利归属,明确指出:国际奥委会拥有关于奥运会的一切权利,其中包括利用奥运会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6]。随后,《奥林匹克》经过修改,明确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会完全属于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拥有其中有关的全部权利,特别是(而且没有限制地)涉及该运动会的组织、开发、广播电视和复制的权利。
(2)停滞阶段(50-60年代)。虽然电视转播权的商业化开始为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方带来收益,但是国际奥委会却仍然坚持奥林匹克运动非商业化的宗旨,其本意仍然是希望保证奥林匹克运动的公益性和高尚品质,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却似乎并不明智。国际奥委会的坚持甚至一度使其财务状况恶化。因此这一时期使得体育电视转播权的市场一直处于停滞阶段。
第二,对我国体育赛事转播市场开发和营销的研究。伍小红和谢慧松(2003)[14]指出目前影响赛事电视转播权开发的几个现实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围绕赛事电视转播权的各种内在法律和经济关系还不明确,现有的相关经纪体制和电视台管理体制限制了开发活动,中介机构不健全,未能严格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没有引进先进的市场营销技术和方法等。邱大卫(2003)[13]提出我国的电视转播权市场现存问题,主要包括:在转播权合作上不协调,体育电视文化产业的基本商品——竞技体育比赛品质不高,对电视转播权的知识产权意识不强。
2008年奥运会在我国的成功举办,不仅发挥了我国在弘扬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作用,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体育产业带来的巨大商机。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至2008年度,与奥运相关的因素共拉动北京GDP增长约1055亿元[1]。北京奥运会不仅对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建筑行业、传媒、能源、旅游、交通运输等诸多行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拉动效果。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体育产业发展表现出来的勃勃生机,而体育产业的核心或者说基础就是由诸多利益方组织并呈现给大众的体育赛事,其他诸多行业或活动都是围绕着体育赛事展开和布置安排的。在这其中将各利益方链接起来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体育赛事转播权。